编者按：
再过十天时间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各位老师正在为新学期备课，大家辛苦啦！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南半球巴西激战正酣，运动场上争先恐后，对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也是一个热门话题。8月13日，《光明日报》12版国际文化刊登了两篇关于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文章，根据院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批示，本网现将原文予以转载，供师生朋友们参阅。
古代奥运会是什么样的
作者：阮炜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13日 12版）
第三十一届奥运会已经开幕，不妨把古希腊奥运和现代奥运做一个对比，以便更好地欣赏现代奥运会。
规则
首先应当看到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古代奥运会虽然跟现代奥运会一样，也是四年举行一次，却并无“申奥”一说，因为赛会的主办方是固定的，永远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方的伊利斯城邦；地点也是固定的，永远在伊利斯的圣所奥林匹亚，“奥林匹亚赛会”或“奥运会”之名由此而来。另一个差异是：现代男女运动员着装参赛乃天经地义，而古代运动员不仅全为男性，还必须裸体。换句话说，古代奥运会是“裸奥会”。这与干爽宜人的气候条件不无关系，但让观众尽情欣赏运动员的健美身姿也是重要的原因。对希腊人而言，灵魂固然重要，但身体似乎更重要。没有哪个古代民族像希腊人那样着迷于人体美，也没有哪个古代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公开歧视臃肿肥胖者。
从运动员参赛资格来看，古奥运会竞技者只有通过多轮淘汰性预赛，接着又在奥林匹亚接受三十天专业培训后，才能正式参赛。更重要的是，只有品行良好的公民才能参赛。事实上，在运动员集训期间，裁判们必须对其参赛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非自由民、罪犯、违犯法纪者、出身不好者都是没有资格参赛的。
从赛程安排来看，古奥运会比赛第一天的赛事是赛跑。第二、第三天是青年项目、耐力赛、铁饼、标枪、跳远、摔跤、拳击、角力拳和骑术；第四天是五项全能及武装赛跑；第五天是举行颁奖仪式及庆祝活动。这天，优胜者披金戴银，手持棕榈叶，在宙斯像前接受“奥组委”颁发的“金牌”即一个橄榄枝冠；然后向宙斯献祭，感谢他保佑自己赢得比赛。当时希腊人相信，优胜者是宙斯的宠儿，无其襄助，获胜绝不可能。最后是欢宴狂饮。
仪式
仪式也是奥运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现代奥运有种种仪式，古代奥运会不仅有仪式，而且仪式的重要性远高于现代。事实上，奥林匹亚赛会对希腊人的吸引力并非仅在于体育比赛本身，也并非仅在于对运动员健美身体的欣赏，更大程度上在于盛大隆重的宗教祭典。这是与现代奥运会最大的不同。事实上，不仅每场赛事都是祭献给宙斯的，而且敬拜宙斯的祭仪所花时间并不少于比赛时间。第三日的百牛祭尤为盛大，绝不亚于现代奥运会狂欢节式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一轮满月冉冉升空时，一百头帅气的白色公牛在悠扬笛声伴奏下，依严格程序被隆重地祭杀。之后，一些肥厚的腿肉被割下来炙烤。希腊人相信，那袅袅上升的肉烟正被宙斯享用。但理性精神的发育已足以使希腊人认识到，宙斯不可能张嘴吃肉，牛肉终归得由凡人来享用。
如果说，现代奥运会每场比赛的结果都会即时播报到全世界，获冠军者的同胞们会因之兴高采烈、欢呼雀跃，那么古代奥运会每场比赛结束时，都会有一个祭司兴致勃勃地跑到宙斯像前，双膝跪地，用亢奋的语调把比赛结果大声宣报给大神。当然，运动员们在赛前也会来到这里，匍匐在地，万分虔诚地祈求宙斯保佑其获胜。
为确保公正，比赛期间祭司们还给十三四米高的宙斯像披上一件巨大的法官服，以此表明作为法官的宙斯开始工作了，竞赛中的任何欺诈、犯规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正如现代奥运会中作弊事件层出不穷，古希腊奥运会运动员为了赢得优胜同样会铤而走险。他们虽不知道类固醇之类药物能明显提高运动成绩，但仍有一套作弊的方法。在公元前388年第九十八届奥运会上，一拳击手买通三名对手（其中一人是前冠军），让他们故意输掉比赛，可是“获胜”后却因拒绝付钱而被三名对手揭发。后来，相当于现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亚元老院对四个当事者都进行了惩罚，责令其缴纳罚款，用这笔钱铸造了六尊宙斯铜像，置于圣园中。一尊铜像的底座刻有如此训诫：“不是凭金钱，而是凭借飞毛腿和强壮的身体成为奥林匹亚赛会的优胜者。”另一尊的底座上则有“此尊雕像是虔诚的伊利斯人敬献给神祇的，也是为了警诫不诚实的竞技者”字样。公元前322年，五项全能运动选手卡利波斯买通了对手。事情败露后，二人拒付罚金，结果双双被逐出赛会。
执迷
古希腊人对于奥运会的执迷非现代人所能比拟，甚至非现代人所能想象。在没有现代传播手段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情况下，其执迷就更令人惊讶了。公元前480年，当少许斯巴达人在温泉关奋力抗击波斯大军入侵时，数万名希腊壮士正在奥林匹亚声嘶力竭地为一场摔跤比赛助威喝彩。这使波斯方面一位将军百思不解——希腊为何竟对这芝麻大的事如此狂热？当得知优胜者的奖品竟然是一圈橄榄枝冠时，他就更无法掩饰对希腊人的鄙夷了。此事每每为后人津津乐道：希腊人为了不错过一场比赛，可以置生死于不顾。
古希腊人对奥运的执迷还可得到其他方面的印证。希腊世界城邦林立，希腊人的窝里斗臭名昭著，但在举行奥运的五日期间，争战不已的城邦间必须遵守神圣休战条约——希腊人相信，违约者必受天谴。不仅如此，在希腊人看来，未能亲历一次奥运便离世，可谓人生的最大失败；反之，若去过奥林匹亚观看赛会，且不止一次，便可谓人生圆满。有一个希腊人甚至在其墓志铭上吹嘘：他一生看过整整十二届奥运会！考虑到古代交通和住宿条件之恶劣，这种自我表彰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据说，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提出纷繁万物有一个共同本原——水——的泰勒斯也是个奥运迷。正是在举行盛典的草地上，这个以水为万物之源的哲学家竟因腹泻脱水而死！据已有记载，除了泰勒斯，柏拉图、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西比得、卢西安、鲍萨尼亚、索福克勒斯等文化人，还有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也都来奥林匹亚赛会朝圣过。亚里士多德并非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从未获得过优胜，竟以自己的能耐在奥林匹亚圣地为自己塑了一尊雕像，与优胜运动员的圣像在圣所共享永恒的荣光！这些哲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和政客来这里不仅是为了观看比赛，也是为了在比赛过程中被观看。奥林匹亚赛会既是古希腊四大赛会中最有名的一个，是规模最大的宗教集会，它自然也是最佳公关场所。
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某些人为了扬名立万，不愿再默默无闻地著书立说，而是径直来到热闹万分的赛会现场，当众朗诵其作品。但久而久之，这种办法也无法满足过于强烈的展示欲了。在公元161年的奥运会上，犬儒派哲学家普洛透斯宣布，他将在下一届赛会上自焚！在四年后奥运会的最后一夜，他果然履行承诺，在离圣所3.7公里处的一个火堆上做了高调而痛苦的自我了断。这种空前绝后的自焚秀因卢西安对其品行的犀利讽刺而广为人知。
输赢
古代奥运会不同于现代奥运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可能还在于它有着完全不同的名次概念。古希腊人固然大搞民主政治，但在奥运奖牌的设置上，却走的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路线。在赛项本来十分有限（只设210码跑、立定跳远、铁饼、标枪、摔跤、拳击、拳击角力、五项全能等）的情况下，希腊人竟只奖励冠军，根本不奖励其他“名次”。就是说，古代奥运会只有一个“名次”，或者说没有“名次”，是地地道道的零和游戏。赢就是赢，是唯一的；输就是输，是绝对的，哪有在输家中再决出多个赢家的道理？
这对运动员意味着什么？赢者风光无限，决非前述波斯将军所误解的那样，仅得了一圈橄榄枝冠。除了母邦奖励的钱财、粮食和橄榄油够他享用终生，还会在奥林匹亚的圣所给他竖一尊大理石塑像供人们瞻仰。冠军不仅青史留名，甚至被尊为神。相形之下，输者的境遇就太惨了。古希腊人没有怜悯的习惯，输者连他母亲也不会给好脸色的。夺冠既然就是一切，输了比赛，生命还有何意义？故此，失败运动员自杀或患抑郁症之事不绝于史。因此，古代运动员的职业风险远远高于现代运动员。
这只是古代奥运的一个方面。其残酷性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运动员受伤流血致残致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自己对自己负责，不值得大惊小怪。现代拳击项目不仅从规则上确保运动员安全，还从技术上充分保护运动员的身体。高科技头盔将运动员整个头部和面颊罩住，以减少脑震荡、脑出血和面部受伤的可能性；胸甲、背甲保护了心脏；肥厚的大手套缓和了冲击力，减少了对手头部、胸部、腹部、背部受伤的可能性。古希腊人在规则上并不区分竞赛级别，对手倒地后，还可对之进行连续猛击，直至其向裁判示意服输。赛手无一例外还在手上缠上硬皮条，以提高杀伤力。后果不难想见：比赛中的输者往往血肉模糊，遍体鳞伤，面目全非，连亲朋好友也认不出来。
目的
古希腊人之所以发展林林总总的体育运动，是因为那时战争不断，甚至可以说战争就是生活。因此那里发展起来的体育运动与战争无不具有密切的关系。体育源自战争，有赤裸裸的战争性的一面（尽管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或者说，体育起初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是战争的演习和准备，甚至可以说，是战争的延续和替代。除了摔跤和拳击角力具有非常明显的战争性质外，210码短跑、标枪、铁饼、五项全能项目也无不如此。其中标枪和铁饼项目至今仍在全世界开展，仍使人不寒而栗。事实上，在这两个项目的训练比赛中，直至今日致命事故也时有发生。另一项著名项目是“重甲短跑”，即披挂实战盔甲、手持实战武器进行短跑比赛。这与实战有多大的差异？不可否认，其他民族早期历史上也出现过体育与军事密切挂钩的现象，但没有哪个民族达到了古希腊人的程度。
盛况
不妨设想，一个现代人来到公元前2世纪伊利斯的奥林匹亚，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这里热闹非凡，各色人等应有尽有：除了旅馆老板、小摊贩、厨师、音乐人，还有变戏法的、玩杂耍的，更少不了妓女和娈童。他会发现，这里除了宗教建筑，还有供竞技者使用的房屋和练身馆，竞技者可以在此进行投掷和跑步练习；这里的角力场所不仅可接待竞技者，其院子还可供练习拳击和角力拳；东道主会修建一个大旅社和一个大饭堂，供接待贵宾之用；伊利斯还有一个议事厅，专供赛会组委会开会之用；此外还有祭司居住的房屋。这个现代人也会看到，两条长型石板标志着赛跑项目的起跑线和终点线；由于没有信号枪一类东西，运动员起跑以号声为信号；观众席地而坐，裁判则坐在赛场中央的石台阶上。此时甚至已经出现了专业警察。
这个现代人还会发现，第一天的安排是在阿尔提斯圣园举行祭祀，而远未到天明，准确地说，还是夜半时分，能容纳四万人的竞技场已是座无虚席。比赛开始前，运动员在议事厅向宙斯神像庄严宣誓：遵守规则，公平竞争。拂晓时分，号手领着队伍前进，裁判员走到竞技场中央的石台阶上；紧随其后的是使团，然后是运动员。裁判员两边坐着各城邦议事会成员、奥林匹亚圣所祭司，以及伊利斯诸元老。
如此看来，现代奥运尽管与古代奥运有不少差异，却显然继承了它的基本理念。
现代奥运与人文主义的回归
作者：沈大力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13日 12版）
【声音】
19世纪末叶，年仅29岁的顾拜旦男爵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了《奥林匹克宣言》。正像该文献手稿的保存者弗朗索瓦·达马先生所说：“应该肯定，在1892年11月25日那个夜晚，勇敢的顾拜旦男爵呼吁复兴奥运会，切望再看到庄严的金色象征火炬重放光明，显示一个黎明正在升起。”124年后，2016里约奥运会的火炬传遍五大洲，再次点亮了亿万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两件事将我与奥运联系在一起。一是，顾拜旦男爵在《奥林匹克宣言》里提到了《两世界杂志》在当时起的作用，而我本人曾在这个法国重要杂志的编委会担任了10年委员，感到自己有义务为奥运的发展稍尽绵薄之力；二是，1997年6月我曾应邀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国际奥委会主办的“洛桑体育与文化论坛”，结识了国际上热心奥运的莫里斯·艾赫佐格、让-布莱兹·埃维果和海伦·阿赫维勒等有识之士，通过相互交流增进了对奥运的认识。
洛桑论坛上，我以《奥林匹克主义——文化的灵泉》为题，作了演讲，而今重读顾拜旦男爵的《奥林匹克宣言》，愈感作者在其中强调人类身心和谐的重要意义。我觉得，应该寻求奥林匹克之“道”，即以我国道教、儒家和佛教“三合一”思想体系的“道”为核心，深层透视奥林匹克主义。庄子《知北游》曰：“天地之强阳，气也。”气之术谓气功。道家以内功养生，外功养形。阴阳和谐，道之玄秘。若以中国传统的阴阳说来诠释奥林匹克主义的本质，不妨将体育比喻为阳，文化为阴，阴阳互补，协调一致，构成完美的和谐。这样，体育与文化非但不对立，反而合二为一，孕育出新的生命。缘此，中国有武术和气功，皆为体育与文化相结合，显示体育的人文特性，又表明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反映。
奥林匹克主义旨在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结合，并将之提高为一种人生哲学，既继承古典奥运会的传统，又考虑到现代化需要，诚为其倡导者顾拜旦思想的结晶。顾拜旦于1894年倡导复兴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两年后组成了“奥林匹克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至1925年。他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确立了如下宗旨：
“奥林匹克主义追求人的身体与心理官能和谐发展，同时还要增长人的文化与艺术才能，其目的在于通过体育、艺术与文化的结合来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906年，他又提出了“文化奥运”的理念，要求国际奥委会引进“缪斯五项竞赛”，推行体育文化。1922年，他更具体地指明：“体育应被视为一种艺术的创造和一个为艺术提供的契机。”依他之见，体育必然具有艺术性，并为艺术提供灵感。这一卓绝见解给人颇多启迪，开阔了探索者的视野，加深了创造者的思考。由此，人们认识到奥林匹克体育运动肩负的文化使命。确实，体育能给艺术丰富的营养，而文化反过来又使体育得到精神的升华。人们若去莱蒙湖畔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参观一趟，看看那里的艺术品陈列，就不能不对此信服。
可见，中西自古以来在这方面是息息相通的。只要细读古希腊诗人兼哲学家平托的《凯旋颂》，即可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然而，中国人的全局观和整体概念以及周而复始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分析逻辑不尽相同。老子所云“反者道之动”和“物壮则老”，就是千古至理。依老子哲学来审度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就会领悟到奥林匹克主义强调其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所谓“更高”，并非要无止境地跳得更高，而是应该寻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显然，一味追求“更强”，导致了足球场上的野蛮暴力和各类赛事中滥用兴奋剂的现象、更不用说现代社会商业化环境中的种种逐利弊病。倘若不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活动，单纯为金牌去拼命，体育非但不能成为灵泉，反而会堕落为种种丑恶的渊薮。
远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就在其代表诗作《恶之花》中预料到了功利主义会造成社会异化，尤其是人的身心失衡。他揭示了人类灵与肉的剧烈撕扯，哀叹在追逐利润时的内心贫困，祈求上苍庇佑，呼喊道：
哦，天主呀！
给我勇气和力量！
让我在审视自己的身心时，
不感到颓唐。
波德莱尔憎恶唯利是图的社会，声言“美是奇异的”“美必须独立于功利”。法国诗人戈蒂叶与之呼应，称：“功利是丑恶的。”另一位法国诗人兰波则干脆把西方世界形容为“一片沼泽”，说其中没有真正的生命。他把目光转向东方，寄希望于彼岸。
20世纪后半叶，欧洲一些有识之士发动了一场新弗洛伊德运动，草拟出《欧洲新文艺复兴宪章》，号召用艺术来治愈消费社会普遍的“应激”通病，消除现代人的心理抑郁症。奥林匹克主义着重弘扬体育中的文化价值，崇仰纯洁的道德，维护高尚的心灵和人的尊严，确实符合呼之欲出的新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它所阐明的这一新伦理恰如拉伯雷的圣水瓶，让竞技场上焦渴的运动员痛饮知识的甘露，滋润精神的力量。
鉴于这一现实，我们用中国儒道释的观点来审视西方血统的奥林匹克主义，肯定有助于克服奥运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使奥运会确实成为人文主义的回归。追昔抚今，在人类步入第3个纪元之初，满目红尘中，人们渴求另一境界，即中国古典小说《隔帘花影》中提及的“他方”。这方面，我国唐朝北派禅师神秀为后人留下一首开悟诗：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但愿这位达摩诗人的教导能让我们在看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有所启迪，万众一心去迎接顾拜旦男爵所希冀的“人类春天的盛大节日”。
